在政治的包裹中诞生 听!奥运之舞的政治鼓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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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16日 14:02 新民周刊 |
撰稿/金 姬(记者) 法国人顾拜旦在1896年创办现代奥运时,希望极力排除政治对这场全球体育赛事的影响和渗透。 但正如一名学者所言:“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像一根红线一直贯穿于奥林匹
在政治的包裹中诞生 对于奥运而言,“非政治化”从来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武汉体育学院学者龙春晓认为,即便是古代奥运会,也早已带有了政治色彩。 当时,统治者倡导体育竞技,是因为他们可以从浩大的竞技队伍中挑选身体健壮的士兵。百姓乐于参加,不仅是因为锻炼健美的体魄,得到娱乐和精神享受,也是为了过上一段和平生活。因此,这种奥林匹克运动带有明显的军事烙印。 按照规定,比赛大会的前后一段时间(初为1个月,后延长为3个月),整个希腊境内实行“神圣休战”。这实际上具备了军事调节功能,从而使奥林匹克运动染上了政治色彩。在竞赛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促进彼此了解,增强团结和友谊,这自然有利于缓和城邦间的关系。 古代奥运会在公元394年被废除,但其和平、友谊、民族和国家利益等富有政治色彩的精神内容却被继承下来。 19世纪末,欧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蓬勃发展,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体育交往也随之增多,出现了第一批国际体育组织。欧洲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恢复奥运会正是谋求和平的一种值得尝试的方式。此时,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提出了通过借鉴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和平理想来促进当今国际和平的构想。 “现代奥运会是在政治包裹中诞生的。”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房宁认为,顾拜旦之所以提出“非政治化”的原则,也正是因为他看到奥运与政治不可分离的关系。 房宁指出,过去国家间的交往主要通过战争和贸易这两种途径。在民族国家产生后,现代社会又出现了新的交往方式,奥运就是其中之一。政治借助奥运这个工具发挥特定的作用。 和平岁月的“国家之战” 现代奥运实际上早已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竞相登场的舞台。 国际问题专家沈丁立认为,奥运始终带有政治化的色彩,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每个选手都代表自己国家参赛,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获胜。这种国家荣誉感使顾拜旦倡导的“参与比取胜更重要”,在现实世界难有立足之地。 沈丁立指出,以竞技体育的形式出现的奥运会,因牵涉到荣誉、国家归属感问题,自然而然演变为和平时期的“国家之战”。这在冷战期间得到最大的体现。为了获胜,一些国家大量组织参赛者服用禁药,为了狭隘的“荣誉观”而系统化“作弊”。有些国家还设立了科研项目,专门研究如何服用禁药而不会被发现。这些做法完全背离了体育道德精神。 其二,一些国家冲突会导致某些国家对奥运会进行政治干预。 “国际关系非常紧张时会扭曲奥运。”沈丁立认为政治化对奥运而言是利大于弊。如两次世界大战使得奥运被迫停办了三届,很多适龄的运动员失去了参赛机会。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也使不少运动员成为牺牲品。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恐怖分子潜入奥运村杀死和绑架了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而房宁指出,政治借助奥运,也传递了不少积极的信息。 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贫穷的学生因抗议政府为举办奥运大肆挥霍,同军警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260名学生死亡及1200名学生受伤。与此同时,美国短跑名将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取得200米决赛的第一和第三名。在领奖台上,他们随着美国国歌挥手向黑人同伴表示致敬。结果,两人被美国奥运代表队开除。 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20个国家谴责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的种族隔离政策,并提出如果罗得西亚参加比赛的话,他们将拒绝出席。结果经过投票,决定罗得西亚不可以参加奥运会。而伊拉克因为入侵科威特,也三次被拒于奥运会大门之外。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举行前夕,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战乱不已的南斯拉夫进行制裁,体育也在制裁范围之内。但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最终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南斯拉夫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赛,并临时承认波黑国家奥委会,邀请其参加这届奥运会。这件事给国际奥委会以启示:处于战乱的国家的运动员可以参加奥运会,奥运会可以对战乱进行和平干预。 令人高兴的是,为了恢复古代“神圣休战”的传统,国际奥委会在雅典成立了“奥运休战”国际中心。这是一个以体育方式呼吁停战的非政治组织,为冲突双方提供谈判和休战的窗口,国际奥委会成员比联合国成员还多10个。它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吸引着全世界众多的观众。 “奥运休战”国际中心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1994年挪威冬季奥运会期间,巴尔干地区战况血腥。国际奥委会提出萨拉热窝停战一天,战争各方接受了这一动议。这一做法拯救了2000名儿童的生命。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期间,美国正准备因伊拉克发展核武器而对其进行轰炸。但国际奥委会从中斡旋,使美国在奥运会期间放弃了这个念头。 不能承受之重 房宁说:“有些时候,政治甚至是体育的根本推动力。”现代奥运最大的发展,其实是在冷战期间。如果不是两大阵营的叫劲,也许不会有今天的奥运盛况。在冷战白热化阶段,奥运会几乎是由东西方世界轮流举办的。如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1984年就由洛杉矶作为东道主。而这两届的联合抵制事件也尤为抢眼。 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正值苏联入侵阿富汗不久,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47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81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此届奥运会。 4年后,历史再次重演,只不过换了舞台。奥运会即将召开的两个月前,苏联、民主德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先后以各种借口宣布不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以报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一箭之仇。一场体育盛事,变成各国政治角力的竞技场。 英国布莱顿大学苏格登(John Sugden)教授和美国康乃狄克大学严纳奇斯Andrew Yiannakis教授曾著书指出,体育运动中的政治化分为四个层次:1.一国急待通过运动成就建立国家声望;2.主办国希望主办运动会作为工具以展示其文化及政治的意识形态;3.以运动竞技为工具来表现对某些国家是否承认;4.以运动会为工具,强制一个国家改变其政治或军事行动。 四个层次中以第一种的情况最普遍,负面效果也最少。 奥运其实是各国政治、经济与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奥运从未脱离过政治,也不会摆脱政治的影响。顾拜旦提出的奥运精神只是一种文本,在实际中从未真正贯彻实现过。而此次雅典奥运会的政治性也有了新的主题——反恐。作为“9·11”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希腊政府在安保方面投入了极大努力,只求回归故乡的奥运会,能在橄榄枝的庇护下享受和平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