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正在步入奥运大国时代 |
|---|
|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26日 19:06 三联生活周刊 |
主笔◎李鸿谷 2008年，这个时间现在正被中国奥运选手高频率使用。以93中完成雅典奥运女子双向飞碟比赛，准备去领取自己那枚银牌的魏宁，面对镜头，并无遗憾，“没关系。四年之后再见”。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描述说:“中国快步前进，目标是2008。雅典是中国的彩排舞台。”中国奥运军团出征前，代表团副团长崔大林介绍说，“(雅典奥运会)‘锻炼队伍
亚洲国家的传统，似乎更重视的是自己举办的奥运会。日本在1964年开启了这种传统。那届奥运会，日本选手的金牌数从过去最高时候的4块，陡然提升到16块，并将自己的名次也拉升到第三位。24年后，韩国延续了日本的传统。汉城奥运会，韩国金牌数名列第四(12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参加悉尼奥运会时，曾分析东道主优势，“可能会增加30%”。但以日本、韩国甚至悉尼奥运会时的澳大利亚为例来分析，增幅将远远超过这个比例。 与日本、韩国不同，没有东道主之便，中国奥运选手在悉尼奥运会上，已经完成了亚洲国家从未达到过的高度:28枚金牌，名次列第三位。 国家体育总局1999年完成的《中国2010年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定义“总目标”:“为参与下世纪中叶世界竞技体育‘第一集团’角逐奠定基础”。仅仅过去5年时间，当年课题组的组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肖寿章向记者描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们将会与第一集团决战”。中国体育界业内定义奥运会第一集团，基本指标是，“金牌数超过30块”。对四年后北京奥运会的展望，并非仅仅中国体育界人士乐观，《纽约时报》甚至猜测那时候中国“真正的目标”可能是金牌数第一位。 如果从这一层面观察，毫无疑问，中国正在步入大国时代。 不过，即使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所描述的中国竞技体育，还是“并非强国”。在雅典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上，袁伟民说，“过去，有人总是问我，中国算不算竞技体育的强国。也有人认为，悉尼奥运会，中国拿了28枚金牌后，就已经是竞技体育强国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游泳、田径、水上这些项目我们上不去，我们不能算真正的竞技体育强国。” 这或许是中国体育界业内人士的共识。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研究员任海推导说，“这些基础项目是需要基础，需要投入的。它们才是国家实力的体现。”不从奥运金牌数量，而从参与者的角度观察，“也只有这些项目才能体现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健康素质”。 亚洲国家用奥运金牌彰显国家形象，对这一政府价值观的观察，首都体育学院的吕予锋分析，“金牌只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并不是实力本身”。原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接受采访时，对此问题的分析很具趣味，“奥运金牌，你是真想拿还是假想拿。要假想拿，就把钱花在金牌上;要真想拿，就把钱花在群众体育上。”——但这一想法并不很容易被实行。 11年前，还在国家体委主任的任上，伍绍祖就分析过，“奥运战略不是金牌战略，不是奥运会战略。”同样的问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结束时，就被反复讨论过。或许在步入大国时代，中国奥运金牌制造体制、金牌与国民体质关系仍然是需要关注的议题。 奥运金牌的期待与计算 奥运会前热衷计算可能的金牌数量，看起来始于1988年汉城奥运会。 那届奥运会结束后，《半月谈》杂志披露说，“赛前预期的金牌数量是8～12枚”。结果，中国选手只获得了5枚金牌。作家赵瑜因此形容“兵败汉城”。作为《中国体育报》派去汉城采访的6位记者之一的缪晖描述当年的感受，“客观看，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获得15枚金牌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但洛杉矶只能算‘半个奥运会’。”不过，这一层事实赛后再解释，多少不那么让人觉得理直气壮。 汉城奥运会是亚洲国家第二次承办奥运会，有趣的是，这次奥运会被广泛记忆的却是丑闻。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在100米跑出惊人的9秒79后，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同时取消世界纪录与奥运金牌。即使现在查询各官方奥运网站，紧随约翰逊丑闻的另一丑闻是韩国教练痛殴裁判。韩国选手道丁一在拳击台上多次击中对手、保加利亚的赫利斯，但由于道丁一矮了赫利斯一头，他击中的部位多数被判无效。最后，裁判判赫利斯获胜。早已按捺不住的韩国教练与助理教练冲上拳台，韩国官员也跟着上去，一阵拳打脚踢，裁判倒地。与记者一道回忆当年的汉城奥运会以及东道主之利后，肖寿章说:“当年奥运会，韩国将其亚洲对手锁定为中国队。”这是两年前开始的亚运会竞争后的一个延续——1982年，印度新德里，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亚洲霸主——亚运会金牌第一国家。四年后，借着本国举办亚运会之势，韩国曾与中国展开亚洲老大之争，那次亚运会的结果，中国以一枚金牌的优势险胜韩国。“这些背景，增加了中国人关注金牌的动力。比较这20年来中国参加的奥运会，应当说汉城那一届最被关注。”但是这一次奥运会，中国选手没有给大家带来足够的喜悦。已经取得了五连冠、心理状态相对成熟的中国女排，竟在比赛中有一局输给美国队0比15。采访这一比赛的缪晖回忆当时已非主教练的袁伟民一段话，袁伟民当时说，“输可以，但不可以这么输”。 又过四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作为当时代表团官员的肖寿章回忆说，“当时预期的金牌数也就10枚左右”。由于汉城之鉴，中国奥运代表团自巴塞罗那始，赛前一直低调，“这已经形成了我们的传统”。这一年也是1988年接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第一次带队参加奥运会，目前已经离开体育系统的伍绍祖，向记者这样谈及当年的奥运会，“我一点都不紧张。金牌多少有什么关系？”解释自己的不紧张，伍绍祖的理由很直接，“我是政治家，不是业务家”，“没有群众体育，拿再多的金牌有什么意义？” 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重新回到洛杉矶奥运会曾经达到的位置，金牌数第四位(16枚金牌)，接下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数量自然不再会那么马虎以待。当时中国代表团金牌主要的计算者肖寿章告诉记者，“我们内部讲，奥运会中国选手分三个序列。乒乓、跳水、体操、射击四个项目属第一序列，力争每个项目拿2块以上，总数8～10块;第二序列四个项目，游泳、羽毛球、女子柔道、田径，每个项目保证一块，总数4块;第三序列，射箭、自行车、击剑、举重(当时没有女子项目)、女排、女垒、女足全部加起来，争取1～2块金牌。这样，我们的低限是13块，高限是16块。”说到中国代表团自己的金牌计算方法，肖寿章还稍有犹豫，“当时，在一次很秘密的会议上，我讲力争12枚金牌，结果被报纸给报出去了。伍绍祖找到我说，如果拿不到这么多，拿你是问。”这一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金牌数是16块，达到了高限。 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秘书长的肖寿章，不仅要计算金牌数量，还要向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汇报。肖寿章创造出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我汇报说，我们不应再像过去那样看大项，我们更细一些，算小项，一个小项一块金牌。如果算小项，我们有实力拿金牌的是31个”。这种计算方式，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它需要的是对具体小项更细致的分析，“在这些小项里，打分项目体操、跳水，直接判罚项目柔道、跆拳道，都涉及裁判因素。精准性项目射击、射箭，瞬间爆发性项目举重，则涉及心理因素。而直接对抗性项目乒乓、羽毛球，则与发挥有关。”这样一项项分析下来，肖说，“关键是因素是要对成功概率作一个准确估计”。后来定出来的成功率标准是60%。这样总局与下面各个项目组定的责任书，“签的就是18枚金牌的数量”。 细察那一年体育总局的内部讲话与报告，奥运会计算的不仅是金牌数，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则金牌数的名次。当时的结论是悲观的，“我们争取不低于前两届奥运会金牌数的目标是有可能的，发挥好了甚至可超过往届，但是能不能保住第四名是一个问题。”结果看起来，体育总局的计算仍嫌保守，这届奥运会，我们获得28枚金牌，大大超过预期，并名列第三位。已经从国家体育总局专职委员位置上退下来，转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肖寿章没有赴雅典参加这届奥运会，他说，“现在的计算方法更复杂更细致了”。 金牌制造的体制之变 显然，奥运金牌并不是“计算”就能得出的。 1987年，曾任天津市体委主任的肖寿章，由天津体院党委书记位置上调任国家体委二司(球类司)任司长。这时候，国家体委在竞技体育方面已有训练竞赛一至五司，五个业务司。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直至1979年，曾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长的王鼎华回忆说:“当时二十多年，抓竞技体育的只有两个司，军体司与运动司。” 变化始于1979年。10月，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国际奥委会恢复——有意思的是，这一年，伍绍祖回忆说，邓小平就提出了中国要申办奥运会。“不过，当时中国的条件实在是不行，无法申办。”伍绍祖说，“小平同志希望申办奥运，是从国家、从全局的角度来考虑的。”1990年中国举办亚运会，在亚运会开幕前，伍绍祖陪邓小平考察亚运场馆，“小平同志又问我，你们什么时候申办奥运会啊？我把小平同志的这些话记录下来，向中央有关方面汇报了。这样形成决议，申办2000年奥运会。” “重返国际体坛”，因此背景，国家体委决定，“鉴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薄弱环节，而参加1980年奥运会的任务又迫在眉睫，我国一些项目还达不到奥运会报名标准，因此，今明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这样，先前的两个业务司开始变化，最后除了上述五个司外，还增加了训练竞赛综合司。竞技体育从恢复开始走上正轨，成为体委最为重要的工作。 从竞技体育的专业角度观察，六个训练竞赛司所管体育项目，肖寿章说，“战线实在太长。而国家经费又有限，因此80年代就想减项目”。肖寿章所说的“减项目”，是减去那些非奥运项目。困难在于，肖寿章描述当时情形，“第一，这些非奥运项目夺取的世界冠军占到80%，而大家又都认为，搞竞技体育不能离开群众体育的支持，这些项目全运会不设项了，各省也都会砍掉”。利用全运会的竞赛杠杆调节全国布局，直至1994年终于完成。这一年决定八运会设28个比赛项目，除了武术，全部与奥运会接轨。肖寿章主持了当年的《奥运争光计划》起草，这一计划完成的“资源整合”，包括全运会项目调整，最为关键的目标即为奥运会。竞技体育职业化，即足球俱乐部制，也在此时开始启动。 稍后，1997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前训练竞赛六个司逐渐变成二十多个项目管理中心，体育总局仅留下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两个业务司。而各个项目的经费，肖寿章说，“由过去国家投入，增加了项目管理中心自我运转与体育彩票部分补贴。”逐渐调整与改进的体制，保证了奥运金牌的顺利与正常“生产”。 事实上，那一年的机构改革方案里，有一种设计是将国家体委并入文化部，成立文体部。记者就此方案请教当时的体委主任伍绍祖，得到肯定的答案。“现在大家认为是我反对这一方案而使之搁浅。但事实上，我是赞同这一方案的。可能体委系统只有我一个人赞成。也可能因此而没有最终采用这一方案，大多数人不赞同啊。” 中国路径与亚洲传统 在美国的郎平曾向她的女儿解释自己，“妈妈以前在中国就像乔丹一样也是打球的明星”。不过，可能她女儿需要长大以后才明白这个“中国乔丹”妈妈，拿了五次排球世界冠军，为什么“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1万元”。当时，最高的奖金获得者可能是袁伟民，肖寿章回忆说，“还是中央特批的，1.5万元。”在自己那本自传里，郎平描述当年，“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帜。” 其实，女排的这个世界冠军，正常的情况，应当在1980年奥运会上就可以获得。记者在国家体育总局采访，多数人还记得当年徐寅生著名的讲话，“中国女排队离世界冠军只有一步之遥”。这一年由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世界冠军因此被推迟了一年。1984年，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有意思的是，洛杉矶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的老人们回忆，“没有计算过金牌拿多少”。更明确地看，那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任务就是“零的突破”。在中国代表团公布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名单时，《体育报》发表社论，定义中国参赛选手，“展示走向世界的形象”。在这篇社论里，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现在看起来不仅非常细致，而且已经规定了一段时间中国选手的基本规范，“首先，我们要以顽强拚搏，奋勇进取的精神风貌，努力创造优异成绩，一雪旧中国所谓‘鸭蛋队’之耻，要力争夺冠军，创纪录，升国旗，奏国歌。我们要以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充分反映新中国体育35年来的光辉成就。要把我国人民崭新的道德风貌展示出来，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成果。要有高瞻远瞩的广阔胸襟，胜而不骄，败而不馁的泱泱大国之风。要十分注重体育道德，严格遵守纪律、秩序，与各国运动员和美国人民友好相处，互相学习。要在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上热情友好，讲文明，讲礼貌，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们不只要彻底改变历史上形成的某些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而且要把新中国运动员良好道德风尚带进奥林匹克运动，带进世界体坛”。 体育文史专家林淑英分析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10年时间里，中国体育对外交往情况发现:当时我们对外交往总人数为10022人，其中76%是去到苏联东欧国家。“建国初期对外体育交往的重大问题及重要出访活动，都是报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中央领导人批准的。”这一局面直到在前苏联方面建议下，才开始改由国家体委直接联系。林淑英的结论是，“(这一时期中国体育)特征之一，服从并服务于开拓新中国外交，服从涉外政治关系需要。”这一功能最为人所熟悉的是中国“乒乓外交”的传奇。 当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坛后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发展动力，来自于民族的忧患意识。争取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全面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崛起与腾飞是上个世纪民族的中心任务，当然也规定了中国竞技体育基本走向。历史地看，中国竞技体育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而对应的民众，80年代初，中国与韩国在香港的一场排球比赛，中国先输两局后扳三局，北京的大学生由此喊出了“振兴中华”。 发现奥运会以及奥运金牌的价值，中国人甚至比自己的邻国要迟得多。1964年日本东京获得了奥运会举办权，专门研究奥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吕树庭分析认为，“日本竞技体育的振兴是政治直接干预的结果。举办东京奥运会，是出于恢复民族自信心和向全世界夸耀战后复兴的经济实力”。即使当时日本，吕树庭观察，“同样有相当的人认为超越了他们经济承受能力。但结果，这次奥运会对日本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与欧美国家经济至上原则稍有区别的是，亚洲国家，自日本始，奥运会的国家形象推广，更为优先。韩国朴世直记录的汉城奥运会，“(韩国)技术官员还就汉城奥运会心理效果的持续时间进行计算，他们研究了历届奥运会的经验，认为这种效果的持续期为两个月。因此，他们谋略‘科学地’给予国民心理以连续性刺激，使之始终处在上进的气氛之中。”韩国的这种努力，直到2002年世界杯，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得到。 后奥运时代及其路径选择 东京奥运会后的日本，吕树庭描述说，“70年代中期跃升世界经济大国，80年代初期又成为世界债权大国。”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竞技体育一再下降，1982年亚运会老大的位置被中国取代;1986年亚运会，亚洲第二的位置又被韩国取代。 如果分析1964年奥运会日本所获得的16枚金牌，与目前中国境况相对一致，在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上，收获极其有限。其间因果关系是否直接，并无明确证据，但就在那一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增进国民健康.体力对策》。研究者郑贺称，“此决定旨在普及体育运动，完成了从竞技体育到大众体育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吕树庭分析认为，“东京奥运会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步入经济大国，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致使体育政策的重点再度转向大众体育，形成了在国家干预下推进大众体育和人们自发地参与大众体育的合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政治家，还是大众社会心理都不再对国际体育竞技成绩寄予厚望。” 这一变化，30年后的结果是，李刚等人在《中日两国大学生体格及身体素质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给出结论:“1995年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与日本国1993年的数据比较中发现，中国男大学生身体形态的平均发育水平低于日本国同年龄学生。比如，20岁中国男学生平均身高为169.90米，而日本国同龄学生为171.83米。”伍绍祖接受采访时，也引用了这一数据，他说，“过去我们把日本人叫倭寇，现在反过来人家比我们高了”。 截止本文发稿最后期限(8月23日)，日本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13枚金牌(其中包括3枚游泳金牌)，并暂居金牌榜第三位——40年未出现的好成绩。对此变化从国家体育体制层面的观察是，学校体育与职业体育正在逐渐形成日本奥运金牌的来源。不过，任海说，“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才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如果日本金牌增加的原因是不是在于学校体育与职业体育成熟尚有待考察，显然美国体育的基本模式就是职业体育加学校体育。姚明向全体中国人示范了美国的职业体育。而凌平教授考察美国大学生体育运动竞赛体制，发现他们(NCAA)最基本的宗旨是，“将校际间竞技体育真正纳入并成为高等教育整体规划的一部分。使学生运动员纳入并真正成为学生会的成员，从而在高校体育运动和职业体育运动之间划清界限”。当然，在他们的规章里，同样也有“与其他职业和业务体育组织加强联系与合作，以推动全国乃至世界性体育运动的发展”。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袁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顾拜旦所定义的奥林匹克业余运动员，在当时的背景下，只可能是英国贵族一类”。由此来看，职业体育进入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很恰当的一种选择”。职业体育的目的，在袁旦看来，“并非为国争光，而是一种产业，其功能性目标，就是表演、赚钱。而只有水平越高，越能实现这个目的。职业体育越发达，国家便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增殖，获得金牌。”奥运战略的中国举国体制，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效率。但是，其间问题，郎平比较中美运动员差别，深有感触，“我带明星队，以及在美国大学带队，那些队员，她们一上场就兴奋，不用你说，她们就会抓紧时间做准备活动，你讲什么她都很注意听，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她们从小练球，每一分钟都是父母要付钱的，你今天付给教练是一小时的钱，你就是再累也要抓紧练，过了一小时，没人教你练了。我们中国运动员，习惯了集体生活、集体行动，从小就是供给制，国家养着的，确实比较优越，医生给你配好，饭菜给你配好，洗澡水给你准备好，什么都不用操心，你的任务就是打球。有这样的条件，运动员的独立性相对来说不如国外运动员，也很少有危机意识。你看，所有的外国运动队，队员做准备活动，没有喊着一起做的，只有我们中国队，排好队一起做，可以相互监督着”。 有意思的是，作为重要的体育官员，肖寿章带队出国比赛还有另外一层担心。1993年，他作为团长带领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参加美国布法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次是我国第一次改变过去挑选精兵强将的做法，而以平常心对待，所以我根本没有金牌的压力。但是，我最担心运动员跑了”。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比赛，肖寿章亲眼所见南美国家棒球选手，追球、越过栏杆，爬进等在外面的汽车，跑了。惦记着“展示形象”，当心运动员跑了……“我们又如何能以正常的心态参加比赛呢？”不过，肖寿章也自嘲自己瞎操心，“其实我们的运动员并没有什么人想外逃，至少我带过这么多团出去比赛，没有发生过一例”。有着丰富的中国竞技体育经验与经历的肖寿章，坐在自己家中接受采访，感叹现在的中国选手，“新一代有个性也有自信”。走过中国参加奥运会这20年，肖寿章给记者提供他观察到的变化是:从“讲奉献”到“讲价值”——今年奥运金牌的奖金已经升高为20万元人民币。肖解释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运动员确立个人价值的最高值，以在国际大赛上升国旗，奏国歌为已任。”这种变化，任海则有另外的观察结论，“我们运动员仍然压力很大，过去是政治压力，现在变为经济压力了”。 肖寿章从竞技体育与奥运会金牌的角度，感叹体育强国我们弱在田径游泳基础大项。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任海认为是大众体育的发育与发展。伍绍祖回顾自己的体育领导经历，“大众体育，我作为体委领导可能是抓得最多的”，伍稍显遗憾，“但是，仍然没有抓好！” (本文相关论文及文献由刘蓁帮助搜集) 从“东亚病夫”到竞技大国 一个世纪前中国人的三个梦想 中国人最初是通过了解奥运会来认识奥林匹克运动的。1904年，许多中国报刊曾报道过第3届奥运会的消息，但是未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1907年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学校的一些人士开始在社会上宣传奥运。同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体育家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5届学校运动会的演说中提出，中国应加紧准备，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 19世纪末，现代体育活动开始在中国出现。1913年开始举办的远东运动会，中国是发起国之一，这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在亚洲的先驱。 刘长春单刀赴会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1932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本不拟选派运动员参加洛杉矶第10届奥运会，后因日本企图以所谓的“满洲国”来取代中国出席奥运会，才不得不同意体育界派出一个仅有几人组成的代表团。代表团中只有刘长春一名运动员。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即告落选;同时，还因旅途劳顿、体力不支，他放弃了400米比赛。这次出征虽然成绩不佳，但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存在。 伦敦奥运会——回国路费靠捐助 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选派了69名运动员前往参赛，并派遣了一个34人组成的体育考察团。除符保卢一人进入撑杆跳高的复赛外，其他运动员都在预赛中被淘汰，但中国代表团的武术表演引起关注。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在全国体协的努力下，中国派出33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代表团由于经费不足，足球队和篮球队双双采取先赴南洋举行表演比赛的办法，靠门票收入解决路费。经过艰辛的旅程，队员们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游泳和自行车等项目的比赛，无一进入决赛。在奥运会结束后，代表团连回国的路费也没有着落，最后还是爱国华侨伸出援助之手捐赠路费，才使他们回到了祖国。 1949年之前，中国运动员参加了3届奥运会，每次都铩羽而归，一牌未得。当时一家外国报纸刊出了这样的一幅漫画:奥运五环旗下，一群蓄着长辫、身穿长袍马褂、形容枯槁的中国人，扛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鸭蛋，画题为“东亚病夫”。 中国奥运史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曾派出40人的代表团参加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代表团到达时，奥运会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一人参加了游泳(100米仰泳)预赛。此后，由于政治原因，直至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组织中的合法地位才得以恢复。 1984年，中国派出了353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其中225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包括跳水、水球)、体操(含艺术体操)、篮球、排球、手球、射箭、射击、举重、摔跤、击剑、柔道、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共16个项目的比赛和网球表演。中国台北奥委会也派出67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的比赛。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比赛中以566环的成绩战胜各国好手，首次获得冠军。中国运动健儿在洛杉矶不仅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而且获得了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外电惊叹，“奥林匹克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育大国——中国”。 泱泱体育大国的风采—— 我国体育运动的成就 1949年至2002年间，中国体育健儿在世界重大体育比赛中共获得了1608个世界冠军，尤其是近10年间，中国运动员夺得世界冠军1118个。 中国体育健儿自1984年以来，连续参加了5届夏季奥运会，共获得了223枚奖牌，其中金牌80枚、银牌79枚、铜牌64枚。特别是在20世纪最后10年举行的3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不仅获得60枚金牌、60枚银牌和43枚铜牌，而且在奥运会上实现了两次大飞跃:在1992年第25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冲击第二集团首位的目标;在2000年第27届奥运会上又夺得28枚金牌和59枚银牌和铜牌，实现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在参赛国家和地区中均名列第三的历史性飞跃。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项目已占到奥运会所设总项目数的55%，其中在12个项目上获得过金牌，形成了以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体操、射击、举重和柔道七大项目为核心的传统优势竞技运动项目。 除竞技体育外，中国大众体育近年来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中国体育人口已达到人口总数的30%以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