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的《乒乓世界》杂志2004年第7期刊出文章《心平气和地热爱乒乓球——听高军讲她的11年》。

　　哥德堡，瑞典的第二大城市，拥有宏伟的城市广场和浓厚的人文环境。1993年，24岁的女将高军在那里以一枚来之不易的世乒赛女单铜牌结束了自己的中国国手生涯，开始了一段跨越太平洋、曾经美好但又充满辛酸的乒乓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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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我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优秀的直拍正胶快攻手之一，高军在第42届世乒赛女单比赛中成为中国女队进入四强的仅存硕果。那届世乒赛，“海外兵团”这个词的使用率达到了顶峰，一日之内世界头两号种子邓亚萍和乔红分别负于代表新加坡和德国出战的井浚泓和施捷。半决赛高军对垒代表中国台北出战的前国手陈静，高军正手打不上、反手推不死，以0比3完败对手。从41届世乒赛女团决赛连负玄静和、俞顺福开始，不紧不慢的高军总给人一种“就差那么一口气”的感觉。是的，从铜牌到金牌，两步之遥、咫尺巅峰，她为自己圈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但是1993年世乒赛后，我就说什么都不想再打了。不是觉得打够了，而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就是打得很痛苦，享受不到什么乐趣，看见它我就烦。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状态也非常好，42届女单，中国队就我一人进了前四名。半决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中国队全输了，我当时承受不了那种压力。输给陈静，我觉得不是因为自己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了心理上。如果我赢了她，决赛对玄静和我也不下风。陈静为什么在决赛的时候输给了玄静和了，我觉得她也是输在心态上。此前的比赛，她对玄静和几乎全胜，到决赛了，她觉得她能赢，结果却以0比3输了。当然她可能没有我那么大的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她技术上的发挥。

　　于是，我的球就这样停了好多年，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基本就没有摸过拍子。而且去美国的时候我的甲状腺有点问题，就是不能运动，一运动就心慌，心跳特别快。那时，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上班，到点下班。再后来，我就是随便打打球，周末约个人“哎咱们俩去玩玩去吧”，几乎五六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每次打完后都挺美的，就是觉得打球还真好玩，然后偶尔参加个小比赛，谁也赢不了我，我自己觉得挺美。

　　1999年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英格兰公开赛，是隐退多年的高军首次在央视转播的大型比赛上以“美国队队员”的身份露面。时过境迁，新潮的发型和略微发福的身材都告诉人们，眼前的这个高军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国手高军了，但有一点没变的就是她打球的灵气以及毫不张扬的独特个性。那次比赛她杀入四强，在半决赛上负于法国选手安尼-布尔热。

　　1997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美国乒协一直问我想不想代表美国队打比撒。我说还打什么呀，就这么玩玩挺好的。他们就劝我，你干嘛不打，你看你不练球，在美国都还没有人能打过你。我当时想，我原来打球有个目标，可现在纯粹是为了好玩，没有目标去打，有什么意思啊，就一直没有同意。到1999年的时候有个泛美运动会，级别相当于亚运会，美国乒协又来动员我，说咱们一直都赢不了加拿大，你出山了就有希望了，如果成绩好以后还可以代表美国队打奥运会。美国一直跟加拿大拼嘛，加拿大有一个耿丽娟，美国队谁也赢不了她，正巧有个小比赛我赢她了，他们就觉得希望来了。可当时我入籍的年限不够，按着国际乒联的规定，要参加泛美运动会和奥运会必须征得原乒协的同意。于是，美国奥委会的人就写信到中国乒协问我能不能打，中国乒协同意了。盛情之下，我只好打吧，一打吧，还真把耿丽娟给打下去了。团体赢了、单打也把她赢了，好像是3比2赢的。帮我写信给中国乒协的Jone Ruge特别高兴，其实他一点也不懂乒乓球，决赛那天他去看球，怎么算是赢球怎么才是输球他一点都没有概念，裁判员翻分翻我这边他才鼓掌，后来他知道怎么看球了，就说：“太紧张了，我手上全是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比赛。”

　　悉尼奥运会是高军第二次走入奥林匹克的圣殿。1992年的巴塞罗那，高军和“怪球手”陈子荷搭档负于邓亚萍和乔红取得女双银牌，时隔八年，她已经从一个职业球员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二把刀”。女单小组赛，高军顺利出线，但在和韩国名将柳智惠的遭遇战中，她以1比3败北。虽然输了球，可高军觉得很满足，因为她在美国就没进行过系统训练，能拿下对手一局已经很美了。可是谁又知道高军的悉尼之旅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和磨难呢？

　　泛美运动会之后，美国队和我有竞争的人认为我是个很大的威胁，就联名向美国奥委会告我。Jone Ruge这时候就站出来给我作证，说他写信征得了中国乒协的同意。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的官司打赢了，当时，我请了在马里兰州最有名的华人女律师屈启慧，她中文英文都特别流利。因为当时她跟我学打球，所以律师费也给我打了很多折，但还是花了将近一万美金。

　　官司赢了之后，她又帮我写信给美国奥委会，申请赔偿。她说这个官司并不是因为我而起的。最后美国奥委会把这钱全部赔给我了。所以，那会儿打比赛的时候我也有压力，我想美国奥委会这么帮我，又是写信又是打官司，不赢球就特对不起人家。这种压力和代表中国队打的压力还不一样，是另外一种压力。当时打泛美运动会的时候我都没有世界排名了。打完那比赛接着打美国公开赛，又把陈静给赢了。她和耿丽娟的世界排名很高，赢了她俩，我一下子世界排名到了第20。正好排在前20的选手自动入选奥运会，我卡了一个壳，就去了悉尼。当时中国乒协也是同意我去打奥运会的。在这点上，中国乒协做得非常大度，谁都没卡，包括倪夏莲、陈静等人。其实中国乒协不用说不同意，只要他们说一句：我们按照国际乒联的规矩办，我们就打不了。这一点我挺感谢中国乒协的。没想到大家打着打着还很上瘾。现在打比赛的时候我也紧张，不可能不紧张，因为想赢就紧张。但和原来不一样了，原来是想赢怕输，现在是想赢不怕输，输了就输了呗，输了又怎么了。

　　2001年初，高军随丈夫回国，落脚上海，不久即在甲B联赛中露面了。一年多之后，高军和丈夫分道扬镳，凭着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韧的个性，她在球场上和生活中重新开辟一片静谧的天地。

　　我们是2001年初从美国回来的，之后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俩就决定分开，那时是2002年底。刚回国时我也没有事情做，有一次打电话跟唐寅生指导聊天，他说我给你找个甲B打打吧，我心说我这球也就打打甲B吧，打得还挺好的。其实，2001年的甲B还算是挺强的，当时李小霞还打甲B呢。但是除了打甲B外我还是没有什么事情做，张燮林就说你去念念书吧，华东理工大学有球队，一边打打球，一边充充电。张指导就帮我跟臧老师联系了，学国际贸易专业，她也挺欢迎我来的。这也算是一个转折点吧，念念书，打打球，我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单说乒乓球，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物质生活上，生态环境上，当然是美国好。但你说美国除了生态环境，我还喜欢它什么啊，没有什么好喜欢的，在国内如果有钱也能买大房子，也能买好车啊。但要是想打球，你还是要到中国来打，哪儿都不如在中国好，教练水平，训练条件，是任何国家都没法比的。

　　我刚到华东理工大学的时候邬娜还没有来，我和赵月住一个宿舍。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我一点不觉得苦。现在回过头去分析，第一是我对物质条件要求不高，平时一盘蛋炒饭之类的就可以把我打发了。第二可能是因为我很留恋国家队的那种集体生活。我在上海的生活很简单，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里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圆领衫、牛仔裤、旅游鞋，也没有什么开销，最多的开销就是平日里和同学一起出去吃吃饭，带着一群小孩，有叫我阿姨有叫我姐的，当然我买单。

　　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也多亏他们了。刚离婚的时候我心里很不愉快，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很压抑很痛苦，老是想哭啊什么的。在学校每天跟一群小孩子在一起，觉得生活特别美好，等于帮助我走出了那段阴影。老师们对我也挺照顾的，有的时候我不想训练了，想睡觉，行，你就睡觉吧。我觉得我特高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很重要，我觉得我就是那种东北人常说的“穷乐和”，我一般都在学校里，很少出去，和上海的乒乓球界没有什么接触。联系比较多的就是蝴蝶的总代理肖新民，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蝴蝶器材。

　　在这个弧圈球“肆虐”的国际乒坛里，直拍正胶打法就像一颗颗散落在夜幕中的璀璨星辰，虽然渺小却耀眼异常。自戴丽丽、高军、杨影乃至张莹莹之后，国家队再也难以找出一块像样的正胶。曾经百花齐放的芬芳，如今闻来多少有些无奈和悲凉。可不甘寂寞的高军在2003年5月的巴黎世乒赛和2003年12月的女子世界杯上，却放了两颗令人大跌眼镜的卫星，也为处在生存夹缝中的正胶争得了一点点宝贵的空间。先是在巴黎，她完胜女子乒坛头号削球手韩国人金景娥，以34岁的高龄和克罗地亚名将鲍罗斯上演了惨烈的7局大战最终无缘四强。转战香港，在女子世界杯中，高军以4比2击败王楠再度入围八强。在今年5月份举行的韩国公开赛中，高军与德国的沃西克搭档战胜了中国奥运选手牛剑锋/郭跃，单打以3比4负于张怡宁，最后获得女双亚军。在随后的新加坡公开赛上，高军战胜了欧洲高手鲍罗斯。

　　鲍罗斯的整体技术不像中国队那么细，她虽然有劲，但就是那么一板有劲。处理短球，只要你稍微变化一下，她就出现无谓失误，而中国选手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直板正胶原来也是这样的，那时可能大家的打法都是类似的，都比较接近，所以要求得没有那么细致。现在如果直板正胶要是想打好、打到主力的话，需要具备的条件太多了。首先就是你的脑子必须够用，手上的感觉够用，有力量有速度跑得够快，具备这些你还需要有实力去和人家横板去抗衡，因为打到最后大家都是控制严密吧，接发球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了，而且整个战术上都和原来不一样了。反正我觉得直板正胶确实不好打，但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

　　过去在国家队的时候，我特恨“海外兵团”，心想又要打外国人，又要对付你们这些人，输给外国人吧也就算了，输给“海外兵团”，怎么说都说不过去。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成了“海外兵团”了，这边的心态我也体验到了。我们没有训练对手，没有好的教练，比国家队现在的主力都大十来岁。我拿什么赢她们？赢不了。美国队就老说，你是不是和中国队不拼啊，我说你去拼拼看。那个时候“海外兵团”和我们打肯定也是这个心态，就像我现在和张怡宁、王楠、牛剑锋打一样，总觉得赢一局我就满足了。偶尔赢上一两场，也正是得益于这种心态。像去年女子世界杯，与王楠比赛之前我一直和焦志敏购物，晚上9点钟的比赛我应该坐8点钟的班车，因为逛街没赶上，心思根本就没在比赛上，总觉得反正自己也赢不了。到最后稀里糊涂地赢了，都不知道怎么赢的。就记得当时场地里只有一张球台，自己连个教练都没有，觉得特别丢人，特没面子。

　　这次在韩国公开赛跟张怡宁打，我应该很快就输的，最多也就打到2比4吧。第6局我的运气特好，我本来落后了一车，但一会儿一个擦边一会儿一个擦网，可能有点把她擦晕了，后来她赶上了，最后到10：8的时候我还擦了一网，要不然我应该2比4输的。我和她们打，能赢一局已经感觉挺美的了，3比4输的时候已经特美了，不错了，管你是擦网还是擦边赢的。

　　双打是沃西克主动找我配的，以前我们俩连话都没说过。我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随便配一个什么人吧，我也没有指望上。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李惠芬想让我和张瑞配，但沃西克已经先跟组委会说了。我们俩先打了小组预选赛，上来以后第一场就碰到了牛剑锋和郭跃，可能她俩刚开始也没有把我们放到心上吧，打到后来，我们俩确实打得也挺好的。我觉得郭跃和牛剑锋情愿碰上那种她们事先准备好的强手，就跟你死拼了，也不愿意打我们这样看起来不使劲，但是实际上还是挺使劲的那种。但是她俩双打确实不错，老牛的双打控制挺好的，郭跃进攻强，可能也是由于年龄小吧，技术方面掌握得不是那么全。相对来讲，她们俩威胁比较大，但是说要是稳的话还是王楠和张怡宁。如果在同等的压力之下打比赛，我相信谁也打不过中国队。

　　“看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望碧空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在华东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里，本来约好半小时的采访在不经意间持续了1个半小时，高军的坦诚让记者始料不及。开心也好，失意也罢，高军毫不掩饰地娓娓道来。

　　我在国家队呆了有8年吧，教练都对我挺好的，像张燮林啊，当时我的主管教练惠钧，以及华正德、肖兴国、曾传强。虽然队员之间有一点摩擦，有一点冲突，我还真不计较这些。当时离开国家队的时候，我心情挺矛盾的。我挺喜欢这个队的，有点舍不得，到现在我还很怀念它。队友里除了几个关系特别好的，与其他人联系也不多，但一见面还是挺亲的。我和焦志敏联系最多，韩国公开赛的时候，她特意让安宰亨从汉城开车去接我，本以为我早早就会被淘汰，没想到一直打到最后，让他白等了两天。超级联赛的时候偶尔能碰上乔红，她是技术监督，世界比赛的时候也见过，在一起聊得挺好的，还时不时的发条短信。有时候给子荷打个电话，我知道她生个儿子。有一次在上海见过小邓，在一起吃的饭，也挺好的。跟乔云萍也通过电话。我们这一批没有谁混的特别不好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发展天地，在个人的环境里都挺好的。

　　说句实话，当时我们在队里时，确实是因为竞争吧，总是会有点矛盾的，比方说小邓吧，那个时候觉得真烦她，她怎么那么狠呢？觉得看不惯她这个看不惯她那个，当我放下球拍的那一天，我马上就想明白了，有什么啊？你打不过人家啊，你赖谁啊你？我真的是这种想法，你打不过人家，就证明你没有本事。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包括小邓啊还有其他人，我觉得他们都挺好的。

　　雅典奥运会我没有任何目标，就是去雅典玩一趟，说得再直接一些，可能让人听了都挺丢人的，我还是比较看重公开赛，因为公开赛我赢了还可以赚两个小钱花花。奥运会赢了也没有钱，而且也赢不了，能赢谁啊？人家都那么强，都在奥运会之前憋着劲练呢。我在学校，训练条件比国外都差好多，更别提咱们的国家队了，所以我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

　　奥林匹斯山上的号角已经吹响，就在国家女队在厦门紧张备战的同时，她们的前辈高军却这般出语惊人。35载风霜雪雨，29年乒乓结缘，彼岸到此岸，高军就像那朴实无华的风信子般吹过太平洋，不断写下自己无欲无求的人生轨迹。(文：宋斐、夏娃/《乒乓世界》独家网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