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媒体报道，在迎战澳大利亚男排的前一天晚上，一向好说话的邸安和躲在房间里不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助理教练俞觉敏透露：“这是团部的规定，邸指导今晚不能接电话。”很显然，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关键之战，中国男排教练和高层主管领导心理上都异常紧张。

　　而澳队男排主教练科尔却轻松地表示：“对这场比赛我们没有太多的想法，这只是

查博士俱乐部欢迎你 新浪通行证快乐e特权 精品荟萃免费听大餐 上网实用手册

一场比赛，我只是要求队员要打出必胜的信心。”

　　两种心态导致两种结果。仅仅68分钟，原本实力不弱于对手的中国队就因为心理紧张、技术变形，最终以0：3败于澳大利亚队，虽在5月30日以3：0战胜加拿大队，最终还是因为小分之差排在澳大利亚队之后，“梦断雅典”。

　　竞技体育的胜负向来难以避免，像中国队这样因为心理素质不过硬而倒在“门槛”的比赛总让人扼腕叹息。此次男排低调出征落选赛，开始克韩灭日扫伊，颇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却在一场关键的比赛中大失水准，可谓虎头蛇尾，令人深思。值得忧虑的是，不仅男排如此，每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而且这已成为中国许多运动队的“通病”。哪怕实力在亚洲远远高出对手的项目亦未能幸免，常有“阴沟里翻船”的纪录。

　　对此，主管领导的解释总是千篇一律，队伍在比赛时过度紧张，心态不好导致技术变形。以上理由也往往成为他们赛后推卸责任的遁词。

　　这些回答显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过度紧张并非与生俱来，心态并非是绝对的抽象之物，它是具体环境下各种行为交织产生的结果，仅说结果、并简单将责任推卸到教练员和队员身上是不科学的。更有必要深入剖析的问题是：到底谁让我们神经如此紧张？为什么我们压力总是比对手大？为什么国外球队更容易在关键比赛放手一搏？

　　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仅仅从比赛本身去找答案是远远不够的，它有着更深层次的体制原因。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走的是一条专业化体育制度道路。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是可选拔出优秀运动苗子，并保障其训练质量。但附之而来的效应是，国家队教练员和运动员背负了重大责任和巨大压力，他们的成绩成为衡量该运动项目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队伍一旦获胜，则“皆大欢喜”，能给主管领导、教练员和运动员带来位子票子车子房子等诸多好处。但他们在关键比赛中落败，则往往引发该运动项目的剧烈震动，造成换教练员、主管领导“下课”、项目投入资金大幅度减少等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

　　因为面临巨大压力，主管高层人士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将比赛胜负作为一项“政绩工程”来抓，急功近利，对教练员和球队的评估标准往往是“唯成绩论”，甚至将其浓缩为唯“奥运会成绩论”和“世锦赛成绩论”。主管人员如此，教练到了关键比赛自然难以保持平常心态，不得不“如履薄冰”——因为无论此前带队的成绩如何优秀，球队如果没有赢得这种“生死两重天”的比赛，教练就可能率先成为“牺牲品”。

　　媒体的推波助澜则进一步将运动队推到“火山口”。关键比赛失利，随之而来的将是惯性般的铺天盖地式的口诛笔伐。某些媒体甚至将体育比赛成绩与国家、民族的荣誉和尊严挂钩，并用颇具煽动性的语言将教练员、球员打入几乎万劫不复的境地。类似的场景在以往出现得实在太多，以至某些教练员和运动员都形成了条件反射，每到大赛，他们的脆弱神经甚至都习惯性地在高压下抽搐。

　　患得患失至此，运动队水平大打折扣并输掉比赛也就不足为奇。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关键比赛就是一个“拼”字，哪里容得你思前想后？(张平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