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中国女排在20年后才得以重圆旧梦；自从“五朵金花”消逝在碧波池后，只有一个罗雪娟拖着疲劳的身躯为中国拿到可怜巴巴的一块金牌；体操队“掉”人又“掉”金；而射击队却由稳定的两三枚金牌升到了4枚……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虽然这是毛泽东在论述文艺方针时的名言，但对中国在制定体育发展方针时却很适用。“群众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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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项目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必须要有强大的普及基础，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局面。”研究了几十年群众体育的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授赵文杰说。

　　巴西之所以盛产世界级足球“明星”，是由于该国街头足球盛行，足球人才源源不断。“而中国足球运动的投入可谓巨大，但投入主要指向少数的一线队伍，与产出严重失调，以致我国足球人口萎缩，无法出现人才的良性竞争，难以形成人才辈出的基础，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自身从事过足球运动的赵文杰对于中国足球的现状感受颇深，“女足在奥运会上的惨败，与该项目普及不够、人才选择余地狭隘不无关系。德国虽然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但该国各单项协会累计拥有会员2700万，群众基础雄厚，谁也无法轻视其竞技体育的实力，更无法否认其体育强国的地位。中国现有的单项体育协会，仍然把工作重心放在竞技体育上，而对于发展群众性的普及活动，没能发挥作用。”“应该说我国的选拔制度还算是合理，但也并不排斥个别运动员在个别项目上有些问题，这个问题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幕’，二就是时间问题，也就是要采取科学的选拔制度，”上海市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授徐本力说，“就比如游泳一般提前8周选拔，中长跑更长一些，短跑和举重就相对比较短。这是因为，运动员的运动水平是周期性的，不可能永远保持最佳运动状态，这就需要调整好时间，让运动员在生理和心理上达到最佳时参加比赛，才能赛出最好成绩。”

　　中国实现“奥运争光”战略用的是“举国体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培养极少数的“尖子”，其优势是容易达到短期效果，同时却会使后备人才培养的投入不足，普及性开展受到影响，使人才的涌现缺乏强大的基础。“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方针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实力存在重要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相对落后时，往往会依靠有限的投入发展竞技体育，以‘金牌’来振奋国人的自尊，而当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则会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投入，更加关注发挥体育对国民体质和生活的功能。”赵文杰说道，“中国目前的体制的确符合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往往偏重于竞技体育，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

　　体育的本质是参与、是欢乐、是健康，发展群众体育，不但是为培养奥运金牌选手奠定坚实的基础，更是为了使体育回归其本质，让更多的人在亲自参与中享受体育。体育的最终目标是增强国民体质，提高生活质量，“要看以奥运金牌为核心的竞技体育，同时要看以促进健康为核心的群众体育，更要看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如果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么我们何必“体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