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

　　田东江专栏

　　在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半决赛中，中国女曲以点球3：4惜败德国队，未能晋级决赛。不少报道赛前都说，主教练金昶佰曾给他的队员下了一道“必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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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杀令”，顾名思义，就是要必须取胜。人们常常诟病体育赛事中往往大量地搀杂军事用语，我以为，“必杀令”或“生死状”最具代表性。平时的先不去说了，本届奥运会以来，我们就三番五次地见识了“必杀令”。比如说女排首场对美国队，高层就下达了“必杀令”；女足对墨西哥之前，事关小组能否出线，同样收到了“必杀令”。从结果上看，女排如愿以偿，而女足仍然乏力。这就说明，所谓的“必杀令”未必能够迎来必杀的效果。

　　“必杀令”所以不能屡试皆爽，因为它强调的仅仅是精神层面，眼中盯着的仅仅是自己的既定目标，完全漠视运动员的竞技状态。粗俗一点说，即使是“杀”成了，其令本身也很有一点“瞎猫撞上死老鼠”的意味；“杀”不成的，则难免沦为笑柄——可能连“图穷而匕首见”时，荆轲的那种慷慨悲壮还够不上。针对张国政举重金牌的获得是靠教练用银行卡进行刺激的传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李富荣说，这是根本就没影的事儿，如果这样行的话，“我整天拿着卡到处晃了”。同理可证，如果“必杀令”必然奏效的话，高层或教练整天下达此令也就万事大吉了。

　　“必杀令”起于何时？是个很难考证的问题了。当年，项羽率领将士破釜沉舟，以决死的精神挥师北进，有那么一点影子；项羽也果真在巨鹿一战以少胜多，消灭了秦军主力。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必要去考证，重要的是应该弄清，“必杀令”应用于体育赛事中究竟有没有一定的科学性？表示要坚决打好或打胜比赛的决心，是否除了“必杀令”就没有别的方式？“必杀令”的副作用何在？感觉上，如今的“必杀令”很有一点被人说顺嘴的感觉，官员、教练、记者，谁都想说，谁都要说，谁都能说，争先恐后，于是乎，左一个、右一个，那么自然而然地就都溜出来了。

　　据报道，中国体操队出征之前，体操中心和体育总局签订的“生死状”是夺取3枚金牌。“生死状”与“必杀令”堪称一对孪生兄弟。而体操队事实上只获得了1金2铜，显然已经“死”了。“死”了怎么办？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在无意中泄露“天机”时说：“回国后，体操队的领导班子、教练组肯定要重新改组了。”这可能是收场的一种方式，否则，“生死状”更将成为儿戏。但事前这样的“状子”除了增加相关人等的心理压力，凝重紧张气氛，恐怕不会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那么多运动员在比赛中摔下器械，果如某位领导斥责的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在“吹牛皮”吗？未必。

　　雅典奥运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有许多，当“必杀令”形同“放空炮”之后，相关人等付出代价可能是挽回颜面的手段之一，但关键的更要检讨“必杀令”本身。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　　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