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滩画报：郑立猝死与记者的困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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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25日 00:32 外滩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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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端 《南方周末》记者 要想抢到真实生动的、有别于他人的新闻，就必须处在高强度的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甚至有可能会像郑立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4年8月的雅典之夏，对于北京电视台记者郑立来说是个没有回程的采访，在奥运
今年47岁的郑立在圈内有相当好的口碑，事发当天他在拥挤的采访人群中拍摄圣火传递场面，在蹲下来进行低位拍摄后，再次站起时却突然倒地…… 消息传到绝大多数中国记者聚集的扎篷新闻中心，许多人简直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一些与他相熟的记者也都纷纷在那里轻声喟叹。 体育记者是一项劳动强度和压力极大的工作，尤其奥运这样的赛事，后面是媒体领导和受众对信息的殷切期待，前面却是极端艰难的采访条件和资源。郑立的悲剧，对在这里的很多记者看来无疑带有某种警示作用。 要想抢到真实生动的、有别于他人的新闻，就必须处在高强度的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甚至有可能会像郑立一样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记者的天职，无可厚非。但身在雅典的大多数记者，即使是以非常“卖命”的状态投入工作，却还是很难有所收获。“我们是雅典最孤立无助的一群人。”一位中国记者坐在新闻中心里长吁短叹。 虽然没有正式采访证，但电视镜头的特质要求郑立必须努力接近现场，而在新闻中心里，更多的记者只能坐在电脑前整理网上资料，并每天发回大量的“现场报道”。 单纯指责这些记者的职业操守，显然会有失偏颇。 很大程度上，这种局面是中国体育传媒超常规的飞速发展，与中国体坛长期滞后的新闻发布机制这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2002年春天发生在中国足坛的扫黑风波，就一度造成了因为信息不公开而导致各种假新闻满天飞的局面。这样的境况在国内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只不过因为体育媒体远离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领域，因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甚至影响到了公众的知情权，但因为其危害性并没有显性表露，而没有得到真正的追究。 对中国的体育记者而言，越是重要的比赛，媒体记者的采访权利所受约束就越多，而且比赛组织者还会根据媒体“重要程度”进行类分。 以本次赴雅典奥运采访为例，前方的中国记者大约有1000人，其中能够拿到雅典奥组委颁发的正式采访证能够进入各比赛场馆、奥运村、主新闻中心的约300人，其余的，都只能够呆在设在泛雅典体育场对面的扎篷宫中的所谓新闻中心，能够享有的权利，就是这里有免费提供的宽带上网，以及每天定时提供的新闻简报。而呆在这里的体育记者，要想到现场去观看比赛，就必须得像雅典市民以及观光客一样，到各售票中心买票进场。 坐在新闻中心的记者中，一部分是动用各种关系，包括拥有正式官方采访证件的同行，还有此前在国内就已经与某些运动员或者官员建立起来的关系，每天用电话连线的方式进行采访。但这样的资源只占了非常小的一部分。即便是进到赛场，能够靠近运动员，没有利益关联的采访有时也会遭到断然拒绝。像在诞生中国“第一金”的射击赛场上，一位好不容易涌到近前的来自广州的记者试图采访一位非常有希望夺金的中国选手，但却被以“没什么好说的”几个字挡了回去。因为根本无法接触到比赛核心，绝大多数的中国记者的最好选择，似乎就只能是在新闻中心里编写“专电”。有一位记者好不容易采访到某位运动员，对方只丢给他一句话，他居然不得不“发挥”出3000多字。 8月15日下午，女子自行车公路赛就在扎篷新闻中心边上进行。一位来自贵阳的记者听到广播里说有两名中国选手参赛，但是，他从官方的秩序册以及网上都查找不到相关资料。 在拥有官方采访证件的300多名中国记者以外，同样在雅典的更庞大的一个中国记者群体，显然被冷落在了雅典扎篷宫中。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一些人提出，中国体育界是否也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更透明、公开和便捷的新闻信息发布机制？最简单的，比如在雅典奥运会上，在不影响比赛发挥的基础上，中国体育界其实可以尝试着为中国的媒体记者争取到更多的权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