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评论员 陈涛

　　在本文截稿时，中国队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22枚金牌，重新从美国手中夺过了金牌榜首的位置。最保守地估计，中国队最终将撼无可撼地名列本届奥运会前三甲。而在奥运会开幕前，奥运会官员在回答记者时称，中国队的目标是“保持第二集团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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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第二集团领先地位”这个措辞更早的时候出现在《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这个专为奥运会制定的《纲要》于1995年由当时的国家体委颁布。《纲要》对奥运会的意义进行了一个经典的说明：“展示了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振奋了民族精神，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中的“振奋了民族精神”是一个要点。在今天的中国，除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事务，体育似乎成了最能凝聚民族感情的一个东西。事实上，当年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就是在女排夺冠之后喊出来的一个口号。

　　通过体育比赛，我们把从1840年以来的耻辱史改写了。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你很难找到一个除了体育之外的东西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诸如“击败”、“完胜”这些词汇。曾经遭受过几乎所有强国侵略和凌辱的中国发现，通过体育去战胜“敌人”是一种有效的“心理疗法”：当五星红旗盖过了太阳旗或者米字旗的时候，甲午海战、南京大屠杀或者鸦片战争的耻辱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舒缓，“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体育是我们民族的阿司匹林。

　　而在20年前，我们奉行的还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个时代对体育价值最好的诠释是著名的“乒乓外交”：体育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外交做出重大贡献。而现在，我们甚至会因为体育而引发小小的外交冲突，比如在前一段时间的亚洲杯事件。

　　过去20年，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在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之后，中国人迫切地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阿司匹林，而奥运会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阿司匹林。

　　只是，这是一个昂贵的阿司匹林。

　　我们很难从正规渠道获得中国投资体育的准确数据。但是，我们知道，就像军事上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一样，体育上的花费也是惊人的。在上文提到的1995年的《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17000运动员、4900专职教练员的奥运团队。这还只是金字塔顶的规模，事实上，全国各级的体校的专职人员有数十万人之多。

　　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还要有昂贵的体育设施(仅一个“鸟巢”就投资35亿)，每年中国投入到竞技体育上的经费少说也有300亿。(有消息说，中央财政向体育的投入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每年1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体育总局事业费涨到每年3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会，体育总局事业费又涨到每年50亿元。这个数据不含各级地方政府的支出、不含商业性的体育收入、体育彩票等收入。)

　　如果300亿是一个可靠的数据的话，这大致相当于中国数亿农民一年上缴的农业税。我们不要奥运金牌而免去农民的农业税如何？

　　以每所希望小学20万元计算的话，300亿大约可以建设150万个希望小学。我们不要奥运金牌而让中国不再有失学儿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