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牧

　　英国拳击选手C·芬尼根在墨西哥奥运会75公斤级比赛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冠。

　　比赛一结束，两名工作人员请他去化验小便。但芬尼根体力消耗太大，一滴也尿不出。在建议下，他走向水龙头喝了一肚子水，半天仍无动静。于是又喝了三四品脱(一品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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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0.56公升)啤酒，左等右等还是没动静，芬尼根要去为他举办庆功会的地方，于是两名工作人员拎着采容器跟他去了庆功会场。直到凌晨2时，芬尼根突然有了感觉，两位工作人员立即跟着他进了厕所。

　　了解汉城教训的人都清楚，当你在为心目中的“天使”、“飞人”(多见于田径)、“大力神”欢呼时，他们从药检室出来后，可能就变成了小丑。

　　雅典奥运会已经有多人因为兴奋剂被逐出圣殿。虽然可以庆幸雅典没有本·约翰逊，也没有冷战。因为约翰逊当年的名气实在太大，结果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汉城奥运会的代名词。而冷战时期，在疯狂的国家主义面前，兴奋剂又算什么。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面对个个五大三粗，嗓音犹如男子的东德女子游泳运动员，媒体影射说，她们都是“化学工厂”制造出来的。但东德游泳队教练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唱歌的！”

　　1971年，美国举重运动员肯·佩特拉为《约纽时代》杂志预测慕尼黑奥运会前景时说：“我们去年输给了苏联人，差别仅在于我们没有用药计划，现在我们有了。明年再相遇，那时就知道是他们的药好，还是我们的药好。”

　　这就是当年世界体育组织的反兴奋剂行为为什么一直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的重要原因：当竞技体育成为制度优劣的评比大会，政治迷药无处不在时，兴奋剂就微不足道了。

　　冷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这些世界体育组织的地位得以相应提高，意识形态较量的色彩被弱化，兴奋剂问题才突出起来。但另一场魔道之争也就此拉开大幕。

　　在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类型的战争比围剿兴奋剂更奇妙了。一方面各国都信誓旦旦谴责兴奋剂，许多体育大国都建起“兴奋剂检测中心”表示愿意与国际体育组织合作。与此同时，不少反药检机构的存在也是公开的秘密。

　　人类应该把这场战争坚决地打下去吗，人类能打赢这场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