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炫耀型奥运到学习型奥运

　　通过举办奥运会，我们除了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形象之外，也应该学习使我们的财政和其他公共事务决策的制度趋向于合理。否则，短暂的辉煌可能就不会发挥人们所指望的那种长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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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评论员/秋风

　　到了今天，奥运会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而演变成了一项全球盛事，也成为一个国家的荣耀。尤其在那些刚刚进入摆脱贫穷状态而竭力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比如当年的日本、韩国，今年的希腊。

　　依乎此，中国当初发誓举办一场最伟大的奥运会，也许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愿望。而按照计划体制所固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中国也的确有可能由政府集中资源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克服一切阻力，建设最豪华的体育场馆，举办一场最壮观的奥运会。不过，从目前奥运场馆大幅度“瘦身”的决策看，政府、尤其是在财政上出大头的中央政府，显然更为务实了，目前的决策者显然更青睐一种比较简朴的文化和风格。

　　对于这样的转变，人们未必会有一致的意见。因为，确实有些人认为，展示一种形象比起花费一些钱更重要。不过，大体上可以断言，从普通民众、尤其是不可能享受到奥运建设之溢出效应的民众的角度看，瘦身是一件好事。

　　谁有奥运建设决策权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是引人注目的：不管是当初追求壮观的决策，还是目前瘦身的决策，其具体的决策程序都不为人知。

　　从新闻报道看，雅典是1997年获得主办权的，但政府内部为怎样承办奥运会、财政预算应多少，而争辩了整整3年。直至2000年，希腊政府才着手进行筹备工作。这样的决策程序和过程，惹来中国媒体连篇累牍的嘲笑。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在希腊出现的这种情形，其实才是一种正常状态。公共资金使用的决策机制当然是繁琐的、缓慢的。因为，对于纳税人的钱，只有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才有权决定其用途，也即制订预算。行政部门只能执行立法机构批准的预算。

　　在这样的制度下，奥运会到底应该怎么办，就不是一个可以由行政部门或奥运会组委会通过内部决策程序决定的事务，而是一个公开的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因而，必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政策辩论。

　　不过，尽管这样的决策过程是繁琐而缓慢的，但一旦形成决策，将具有相当高的正当性，因而，其支出也就会被民众所认可。即使按照有的专家的测算，希腊纳税人恐怕将在未来一段不短的日子里要交“奥运附加税”，但由于最终的决策是由民意代表所确定的，因而，人民将会坦然地接受这项税负，而不会有太大怨言。

　　而在我们的奥运决策中，立法机构的缺席，似乎被人视为理所当然。人们不清楚，全国人大对于中央财政在奥运建设的投入及项目设计，是否进行过详尽的审查；人们也不清楚，北京市人大是否对北京市财政投入到奥运项目建设中的资金的具体用途，进行过详尽的审查。但是，人们清楚看到的现象是，对于奥运建设的资金，组委会似乎拥有非常广泛的自由支配权。

　　奥运瘦身，从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我们的政治文化趋向理性、务实的迹象。但是，奥运瘦身的决策本身，重复的是仍然是当初“豪华奥运”的决策模式。北京奥组委官员最近说，奥组委已经开始对场馆建设的投资和工期等进行新的论证。然而，仅仅奥组委就有权力作出相关重大决策吗？而本应掌握预算权的立法机构，却似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有关重大公共事务决策的制度性缺失。

　　通过奥运学习制度

　　奥运会不仅是一个展示的机会，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常常有人议论，日本、韩国、西班牙等国家举办奥运会，成为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建造若干体育场，在几十天内，组织一个几万人参加的体育活动，不可能有多么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效果。真正重要的，是在奥运之前国家、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等等方面自身的转型和建设本身。奥运会不过是把制度转型和人们的精神重建所带来的美好结果，展示给世人而已，而不是奥运会创造了那些结果。

　　从这个角度看，奥运建设过程目前出现的反复，也许能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否以奥运建设为契机，建设一种有关公共财政和公共事务的更为合理的决策机制？

　　相比于此前举办过奥运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国政府在奥运建设中所投入的公共资金，肯定属于比例最高者之列。另一方面，中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又是离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最为遥远的。恰恰因为这一点，奥运建设才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需要学习的，恐怕就是就公共资金之使用进行讨论、做出决策的制度和技艺。如果一个奥运会过去了，我们除了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向上的民族形象之外，也使我们的财政和其他公共事务决策的制度趋向于合理，则公共资金的投入才真正地物有所值。否则，短暂的辉煌可能就不会发挥人们所指望的那种长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