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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记者房学峰悼念郑立:我们永远的老师

http://sports.sina.com.cn 2004年08月14日 13:52 新浪体育

  新浪体育讯 没想到我在雅典写的第一篇文章竟然是悼念郑立老师的——在我所有的同事里,十年来,我和郑老师合作的次数最多、一起出差的次数最多、彻夜促膝谈心的次数也最多,而他却先我、先我们而去了。

  现在是雅典时间的深夜一点、北京时间的凌晨六点,我在CCTV的制作机房里,我想: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关于郑老师的一切都写出来,让所有应该知道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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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一起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1,悲剧是这样发生的

  “你带的烟够吗?我带了四条。”这是郑老师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郑老师一行来到雅典是在雅典当地时间的8月7日晚上十一点,因为我早到两天,所以得以去机场迎接他们,和若干天前相比,他的形象更“酷”了——一头雪白的头发是原来就有的,现在又多了一簇黑白相间的胡子。

  北京电视台雅典奥运会的前方报道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由我和另外三位同事组成,和以往两届奥运会一样,负责制作一档名为“追梦雅典”的全国公共版节目,此外还有一档名为“雅典故事”的节目,只供北京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播出,两档节目的总长是六十分钟。我们这一组虽然只有四人来自北京台,但是还有十位来自广东台的同事,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十四人制作一个小时的节目。

  和我们这个“公共版”制作群相比,郑老师他们的工作量更大、工作难度更大——他们这组的三十来人(十四人来自北京台、三人来自广东台,十四人来自上海台)每天的节目制作量多达三个半小时,更“要命”的是:所有这些编辑记者都没有正式报道的证件,以至于他们甚至称自己为“雅典清洁队”!

  所谓“清洁队”,是说他们无法到赛场里拍摄奥运会比赛的镜头,他们在雅典做两件事,一是制作两档电视访谈节目,第二,就是拍摄赛场外的各种和奥运会有关的内容——就像扫大街的“清洁队”一样。

  既然是“清洁队”、那么“扫大街”就是非常必要了,而郑老师就是死在大街上的——

  昨天早晨,郑老师和我的几位同事去拍摄奥运会火炬接力,接力手们经过之时,郑老师先是蹲在地上拍摄低机位的镜头,随着火炬手的逐渐跑近,他想站起来再拍摄一个连续的由低到高的镜头,当他刚站起来,那庞大的身躯就倒下了,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据我的同事们说,在郑老师倒下以后,他手里的摄像机还没有关机,相信在今天晚些时候,观众朋友就能看到郑老师拍摄的最后一组镜头。

  得知郑老师的不幸,我们所有人都去向他告别,他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在熟睡中。

  2,初识郑老师

  “还有一个交响乐团的哥们儿,叫郑立”——大约十年前,我调到北京电视台体育部的时候,我的另一位老师孙力第一次向我说起了郑立这个名字。

  郑立的祖籍是辽宁,他的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少年时代,郑老师开始学音乐,大约在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五七艺校”(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都知道:当年的“五七艺校”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音乐学院)。七十年代后期,郑老师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担任首席低音提琴。

  在交响乐团的时候,还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还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比,所以为了生活的缘故,郑老师学了两门手艺:炒菜和调钢琴。关于他的厨艺,后面我会专门说,先来说他的调钢琴——

  郑老师天生一双音乐家的耳朵,他很快就成为一位优秀的调琴师。李德伦先生大家都知道了,是新中国交响音乐德泰斗,他家里有一架俄罗斯出产的古老的名牌钢琴,李先生请了很多名家来调都没有调好,最后在郑老师手里重新变成了一架好钢琴,于是李德伦先生给郑老师写下了这样一张鉴定书——“郑立:中国最好的钢琴调律师”。

  1998年在云南怒江的时候,我和郑老师一起去拍摄珠江漂流,当晚当地政府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我曾经怂恿郑老师去台上拉低音提琴(那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里有一把年久失修的琴),郑老师很费劲地调试了一番,居然就演奏出动人的旋律。

  郑老师和电视发生联系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他作为交响乐团的一员帮助北京电视台的几位大姐担任晚会的副导演,在那个时期,有很多后来成名的歌手都是经过郑老师的提携成为一流歌手的,最著名的人物是李娜。

  3,第一次拿摄像机

  到了1994年,由于当时制作一个叫“金牌看台”的栏目,所以郑老师来到了我们中间,这个栏目在当时肯定能算是一个一流的体育节目——理由之一是她曾经连续在全国评选中获得一等奖;理由之二是在CCTV体育频道开播的最初两年间,这个栏目也在央视播出。我们的朋友、现在担任“北京广播电视报”总编辑的张彪为这个栏目写过一篇文章叫“三个单身男人和一个获奖栏目”,说的就是郑老师、孙老师和我的故事。

  本来,郑老师在“金牌看台”剧组差不多是“制片主任”的角色,但显然是出于艺术家的秉性,他有一天忽然对我说要学当摄像,我们共同商量了一个选题,要拍我国第一代体育解说员张之。

  郑老师很认真地写了一个“分镜头本”,我们就这样开机了,那部专题片通过宋世雄老师和宋健生老师的口吻,很好地表达出了“我们的老师——张之”这样一个主题,在当年的全国优秀体育电视节目获得了一等奖!请大家想一想吧:一个第一次拿起摄像机的人就能获得如此殊荣,应该算是天才了吧?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CCTV的雅典演播室里只剩下两个人——另一位是我对面坐着的韩乔生老师,他此时正在写一篇关于奥运会开幕式的文章,他边写边和我谈起他最早在北京电视台时的经历,谈起他所知道的郑老师。

  4,过年

  可以肯定地说,自从1995年那天郑老师拿起摄像机以后,他没有在家里过过任何一个除夕,下面我仔细地为您数一数——

  1996年,广东肇庆中国赛艇队训练基地,拍摄系列片“遥望亚特兰大”;

  1997年,首都体育馆中国短道速滑队,拍摄“中国体育报道”节目的过年专题节目;

  1998年,福州,中国羽毛球队训练基地,拍摄“中国体育报道”春节节目;

  1999年,济南,山东省举重队,拍摄系列片“光荣与梦想”;

  2000年,福建东山岛中国帆船队训练基地,拍摄系列片“缤纷悉尼”;

  2001年,长沙,湖南省体育局,拍摄特别节目“奥运冠军大拜年”;

  2002年,千岛湖,中国皮划艇队训练基地,拍摄系列片“剑指釜山”;

  2003年,正定,中国乒乓球队训练基地,拍摄“中国体育报道”春节节目;

  2004年开始,郑老师调到北京台的体育新闻节目组担任记者组负责人,这年的春节我没有和他一起过,但是我相信以他的性格,他是不会在家里呆着的!

  5,在美国的日子

  1998年,我和郑老师一起去云南拍摄怒江漂流的节目,回到北京后不几天,大家就都找不到郑老师了,过了几天才得知:郑老师去美国了。

  郑老师去国的原因可能只有我们电视圈内的人才能理解——

  大约从七八年前开始,进入电视台成为正式职工就是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比如说现在在北京台一线工作的多数编辑就都不是电视台的正式职工而是聘用人员,CCTV的情况也很相似,例如说现在采访雅典奥运会的主力记者中,多数就都是CCTV的聘用人员。

  在这里,评论电视台的人事制度显然不适宜,因为“全员聘任制”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这个问题是令郑老师最耿耿于怀的事情之一。

  “想起这件事,我晚上睡不着觉,头发一把一把往下掉!”——郑老师从美国回来后仍然对于这个“关系”问题耿耿于怀。

  其实,郑老师倒真地不在乎每年必须去电视台的人事部门换一张只一年有效的临时出入证,他更在乎的是一个“名分”——我们中国人都是很讲“名分”的,何况在所有的电视台,正式人员似乎高人一等,不但在“名分”上、而且在收入上!!!

  当得知郑老师不幸辞世之后,我们另一位为北京台效力十年的老编辑对我说的话是——

  “我们这些‘临时工’,说不定将来都是这个下场!!”

  ——可能她的话说得严重了一些,但假如是郑老师的话,是会说出更严重的话的!!

  在美国,郑老师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心,因为他有一手好厨艺的缘故,他后来当上了中餐馆的大厨,每个月能有两千多美元的收入,但是他真地是太不喜欢美国了,当得知可以通过进入北京台体育部的公司,“变相”地成为体育部比较“正式”的一员的消息后,他的回答是——

  “明天我就回来!”

  因为在美国曾经遭到过持枪歹徒的袭击而丢掉了护照(当然还有刚领到的两千多美元工资),所以郑老师是拿着一本过期的旧护照到达北京海关的,据郑老师的描述,他和北京海关的入境检察官有这样一段对话——

  “您这护照无效,我得把它没收了,而且您以后不能再去美国了!”

  “您拿走,我他妈再也不去了!!”

  郑老师回国是在1998年亚运会开幕前,当时我已经到了曼谷参加亚运会报道,等我回来时,他回国已经大约三个星期,但是我在机场见到他时,发现他瘦了很多,而同事们介绍说:他刚回来的时候更瘦。

  6,友谊

  “看见你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

  说这句话的人是奥运会射击冠军张山,在郑老师离开人世几个小时以后,雅典的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噩耗,张山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以前他看见我的时候,大体上总有郑老师在。

  在出发来雅典之前,我去参加李宁牌领奖服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遇见了两个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和曹英,他们都在说郑立。

  “告诉郑立,我家钢琴该调了,他要是不来调的话,我这‘弦儿’可就调不准了!”——悉尼奥运会前,王义夫在打最后一次测验比赛那天让郑老师去调琴,郑老师在当上体育记者以后,虽然车上总带着调琴的工具,但是决不轻易出手,我的印象里,他只给王义夫调过,另外还答应了周继红。

  “告诉我郑立的电话!”——曹英是那天的发布会上唯一穿着“锦绣中华”领奖服的中国运动员,她见到我只问郑老师新换的手机号,因为从认识郑立的第一天起,曹英、李对红她们就很欣赏郑老师一头白发的艺术家气质和爽朗义气的个性,甚至我一直怀疑:对红说“我们队里有一个人喜欢郑立”的“一个人”就是曹英。领奖服发布会这天,曹英拿着我的电话给郑老师打了很长时间电话。

  7,还是友谊

  说起郑老师和中国运动员的友谊,那是很多人和很多细节的回忆——

  刘璇应该记得:郑老师一声亲切的“璇儿姐”,换来的是她灿烂的“璇美人”式微笑——郑老师喜欢先准备好摄像机,然后亲切地叫一声女队员的名字、等着那一回首的灿烂,于是在他的镜头里,留下了所有美丽的微笑;

  大杨扬应该记得:郑老师是最先关注中国短道速滑队这支队伍的电视记者,他们队中的每位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和郑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8年九冬会比赛结束后,郑老师为了拍摄杨扬家里的镜头,在凌晨四点从长春出发带杨扬回她哈尔滨的家,一路上,郑老师几乎向杨扬讲了人生中的一切;

  熊倪应该记得:2001年全运会上他的最后一块金牌,那天晚上,已经工作了十六个小时的郑老师参加了我们晚上的编前会,当时我提出:如果在第二天制作一档好节目的话应该首先拍摄熊倪的最后一次比赛,但是比赛地汕头离广州有四个多小时的路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马上开车去,并且一下车立即开拍——当时,所有与会者都担心难以完成这个设计,郑老师挺身而出,他在驾车四个多小时后从熊倪的宿舍开始拍,在拍完比赛后又自己驱车回到广州,保证了当天节目的高水平——这天的“新新九运”节目后来也获得了全国一等奖,现在计算一下我才忽然发现:郑老师那一次连续工作了至少36个小时。

  伏明霞应该记得:悉尼奥运会前,郑老师拍摄到了她在中国跳水队里一组最神采奕奕和最生活化的镜头,而在悉尼奥运会时,是郑老师带着卫星车到了伏明霞的家里,当伏明霞获得金牌三分钟以后,她已经通过卫星和自己的家人直接对话了;

  孔令辉应该记得:郑老师亲切地对他说“小辉,你把球发到我的摄像机前,让球打上镜头”,于是在郑老师的镜头里,可以找到足以算“天机”的所有孔令辉的发球;

  吉新鹏应该记得:在悉尼奥运会前,当吉新鹏这个名字人们还很陌生的时候,郑老师在广州的集训上连续拍摄了几个吉新鹏潇洒地拿起球拍的镜头,这组镜头,肯定是记录吉新鹏的最早一组精彩镜头;

  孙俊应该记得:九运会羽毛球双打比赛上,郑老师认为裁判不公,于是激动地去理论,最后受到竞赛委员会的处分,但是再随后,郑老师和中国羽毛球界本来就很好的关系变得更好了;

  ——昨天上午,我很想把郑老师的噩耗告诉他所熟悉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但是我实在不敢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由于郑老师和太多的运动员、教练员有着深厚友谊,因为他去世的消息甚至会引起过度悲伤之后的比赛失常,在反覆权衡之后,我只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两个人: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和中国羽毛球领队刘凤岩。我的雅典手机上现在还有他们回复我的短信:周继红不敢相信这个消息,连续问“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的?”,而刘凤岩则回答“我和羽球同仁非常震惊、非常悲愤!”

  8,敬业

  因为郑立是摄像师的缘故,更由于他非常敬业的缘故,他可能是体育记者里面唯一一个对于中国体育的所有项目都很熟悉的人!和他相比,虽然我也比较熟悉,但是因为我的工作范畴主要是奥林匹克体育,所以对于足球、篮球两个领域里和郑老师有关的事情了解得不算很多,只能想到少数几件事——

  郑老师经常和北京台另一位优秀的体育记者王伟一起拍摄篮球,他拍过的人物片很多——在徐州拍胡卫东、在长春拍孙军、在北京拍阿的江、在杭州拍郑武、在新疆拍蒋兴权——所有最近十年间中国篮球界的风云人物,都在她的镜头里被记录过;

  郑老师多次参加冬季项目的报道,尤其是第九届和第十届全国冬运会上,他拍摄了大量作品:是他第一个发现了杨芳和高崇博是一对冰上舞蹈的金童玉女,记录了杨芳的美丽;是他第一个成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所有世界冠军的好朋友,他几乎成为这支金牌之师的专职摄影师;为了拍摄叶乔波所在的解放军速滑队,少年时代喜欢滑冰的郑老师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穿上冰鞋、摘掉手套跟着运动员拍片;为了表现中国冰球队艰苦奋斗的历史,他去过零下四十度的黑河;

  说来惭愧,郑老师涉猎过的项目之广,似乎在今天我才忽然全都想起来了:比如说围棋,郑老师就拍摄过聂卫平、马晓春、常昊的人物专题片,他还是第一个为常昊制作专题节目的电视记者;

  郑老师敬业到什么程度,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2000年奥运会前,我和郑老师去济南采访中国跳水队,我和周继红领队跟他开玩笑,问他敢不敢从十米跳台上跳下来(因为我们知道他小的时候玩过跳水),他居然真地跳了——动作当然是头朝下——那个时候,田亮、郭晶晶、伏明霞、熊倪他们都在为郑老师鼓掌。

  9,思想

  郑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的很多想法值得所有的体育记者学习和借鉴——

  郑老师认为: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最重要的是永远要战斗在体育事业的第一线,他经常这样教育年轻的编辑记者,并且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国际式摔跤算是一个人们很陌生、很不敢兴趣的项目了吧?但是听听郑老师怎么说的吧——1996年,我们拍摄备战奥运会的中国摔跤队,郑老师发表感慨说:不管是什么体育项目,只要你看懂了就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因为所有的体育项目都有那么多奥秘和那么大的学问,他的这番话,中国所有的落后项目、不为大众关注的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应该欣慰吧?那些只在追逐“热门”项目的记者朋友们应该感到汗颜吧?

  郑老师一再说:体育记者的乐趣就是和运动员、教练员们在一起,亲身感受他们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所做的努力,他身体力行着自己的专业理想,直到他生命停止的时候,他的摄像机还在转动着!!!

  郑老师是个悲剧般的人物,他曾经在许多个深夜向我谈到过:他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觉得自己有一天会忽然倒在工作岗位上。

  10,理想

  郑老师去过全中国每个地方,这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比如说在2001年九运会前,他就一个人驾车走遍了半个中国!

  在路上,他经常被四周的景象感动,停下车来拍摄那些美好的事物——黑龙江农场广袤的玉米地;吉林冬天“树挂”的松花江;辽宁大地广阔的雪原;湖南吉首美丽的青山绿水;在广西,他记录过中国射箭队武鸣基地的秀丽;在贵州,他记录过红枫湖的水天一色;在浙江,他曾经在千岛湖畅游数千米;在安徽,他曾经拎着摄像机爬上黄山——不用说:他称得上是一个当代徐霞客!

  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前,郑老师和我一起去拉练式采访北方各省体育之时,他谈起过这样一个设想,我相信这是他在职业领域最重要的理想之一——拍摄一部类似“千僖之旅”的节目,主题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体育”。

  除了中国境内的每个省份以外,郑老师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和亚运会的境外报道,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郑老师和中国各个项目的体育人士有着深厚友谊,但是实际上他获得的境外采访机会并不多。没有能够更多地获得走遍世界的机会,这应该是郑老师此生最大的遗憾之一。

  11,记忆

  因为郑老师走遍过中国的每个地方,所以,相信中国体育界的很多省市体育局局长应该记得他——

  北京体育局卸任的万主任应该记得他,他就是那个八运会上扛着摄像机跟了整整一天的人;

  河北体育局的王局长应该记得他,他就是那个对于河北体育了如指掌的北京记者;

  黑龙江体育局的赵局长应该记得他,他就是那个大杨扬引荐、请赵局长务必关照的北京台记者;

  陕西省体育局原来的马局长应该记得,他在陕西体育引以为骄傲的跳水馆接受过郑老师的采访;

  湖南体育局的傅局长应该记得他,内蒙体育局的贺局长应该记得他,山西体育局的杨局长应该记得他,江苏体育局的孔局长应该记得他,还有上海体育局的金局长、广东体育局的杨局长、贵州体育局的蔡局长、天津体育局的韩局长,几乎所有这些位中国体育的地方要员们都应该记得——有一个满头白发、身材伟岸的北京电视台记者,曾经在各位局长们的办公室里拜访过他们!!!

  在这些中国体育界的地方大员里,我想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的崔大林同志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在多少次重要的比赛中,当马俊仁教练的中长跑选手、王魁教练的竞走选手、李红新教练的自行车选手、刘永福教练的柔道选手取得佳绩的时候,总会有一个斑白头发的来自北京电视台的壮年摄像师在不停地拍着和不停地与崔局长打着招呼。您想必记得:北京申奥成功以后,郑老师曾经参加了辽宁省体育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辽宁怎样为北京奥运会多做贡献,您知道吗?在郑老师的镜头里记录下崔局长这样一句话——“我看2008年奥运会男子足球这块金牌大连应该承包下来!”

  应该记住郑立的当然不仅是中国体育界的这些地方要员们,还有中国各个王牌军的教头们——蔡振华应该记得,在“非典”时期中国乒乓球队再度振奋国威之时,郑立是怎样出面邀请中国队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轮番接受采访的;李永波应该记得,当中国羽毛球队赢得四块奥运会金牌的那个最后的训练周期,郑立是怎样坐在羽毛球球网下面,为每位主力选手拍摄“完全档案”的;许海峰还记得吗?你和郑立有过许多次长谈,还答应他写一个电视片的脚本,讲中国射击的传奇故事;周继红还记得吗?你和郑老师在悉尼奥运会前多次彻夜深谈,郑老师曾经帮助你减轻过大战之前的焦虑;当然了,还有黄玉斌,你应该记得每一次“老郑”出现在体操馆时的情景——他固然有时候性情直来直去,但他可是真心地热爱所有这里的人!!

  除了地方要员们和教头们以外,各个项目主管中心的领导中,很多和郑老师的关系相当熟悉,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也大多对于郑立这个非常敬业、很有特点的形象非常熟悉。

  就在昨天,宣传司的温文司长在郑老师的遗体前对我说:“我现在脑子里总回想着郑立的话——‘您和我都是57年生人,可您是2月4日生日而我是2月8日,虽然只差四天,可我也得叫您一声:姐’”。

  12,坚韧

  郑老师能吃苦,这是圈内人普遍承认的——

  在所有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一旦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只要你向郑老师投去期待的目光,肯定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来!”

  记得在1999年,山东鲁能足球队进入了“超霸杯”决赛,当时我和郑老师恰好在济南拍摄另外一个节目,因为知道这场球对于山东来说的重要意义,所以我只是随便说了句:“如果我们能拍到山东足球队的一整天,那就是非常珍贵的素材”,在座的山东电视台同事都说决不可能,但是郑老师却说“看我的”,结果,和山东队没有任何交情的郑老师直接找到鲁能集团的领导,真地办成了这件事,结果,我们记录了山东队夺得“三冠王”这一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每个细节。

  在每个考验体育记者能力的时刻,郑老师的表现都堪称典范,1999年,我们在广州拍摄“新中国体育五十年”的大型节目,当时陈镜开老先生刚动过心脏手术,不能接受采访,但是在节目里又确实需要他的镜头,郑老师在陈老先生楼下等了四个多小时,最后感动了几乎所有人、也包括陈老先生自己,陈老下楼满足了郑老师的要求,使我们的节目获得了一段珍贵的镜头。

  当然了,郑老师在专业上的成功不仅是由于“愚公移山”式的坚韧,还有他的善解人意和推心置腹,他总是热诚地和他的采访对象形成交流,从来不是功利地为了获取他希望获得的镜头,而是在和运动员教练员们交朋友,因此,许多中国体育界的重量级人物都把他当作至交、当作朋友。

  13,习惯和爱好

  郑老师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

  他的夫人杨红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为了让郑老师专业工作辞去了自己的工作,甚至放弃了成为歌唱家的前途,每天早晨,杨红会为郑老师准备四菜一汤,因此,每天中午郑老师是不吃饭的,而是会带着几分骄傲说:“每天早晨我老婆四菜一汤”。

  郑老师是音乐家出身,所以,是我们节目的音乐编辑,他为节目配乐的时候有个特点——一水的交响曲。对了,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将来拍摄一部深入浅出的讲述交响音乐的电视节目。

  郑老师喜欢养狗,通过朋友丁凯,他获得了一条纯种的德国黑贝。

  郑老师喜欢烹调,2001年九运会在广州,2002年亚运会在釜山,郑老师虽然每天都要拍摄节目很长时间,但是他每天必定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几乎所有的同事烧饭,在广州,他做的一大锅红烧肉被广东台的同事一扫而光,在釜山,每天我们的年轻记者们最后期待的是饱餐一顿郑老师炖的牛肉。

  郑老师抽烟,有时也喝酒,酒量很大但是不轻易饮酒。

  郑老师绝对不是一个赌徒,而且确实是“逢赌必输”,但是他在“赌”方面并不吝啬,在“三缺一”的时候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舍命奉陪”。

  郑老师的儿子叫未未,既不愿意跟父亲学音乐也没有跟母亲学篮球,而是成为一位身高两米多的书法家。

  14,郁闷

  我可以负责任地和肯定地说:在郑老师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职业领域是不幸福的、是郁闷的!!!

  郑老师最后的郁闷从大的方面说,是郁闷于北京电视台在体育节目方面的逐渐衰落,由于央视体育频道的日益强大、也由于上海台体育频道的逐渐崛起,北京电视台在体育节目方面略现衰落迹象,节目的总体水准和拥有的市场情况也日益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极其好强、极其不愿意居于人后的郑老师自然不会满意。在好强方面,我能举一个甚至可以说非常极端的例子——2002年亚运会的时候,郑老师满心和央视竞争的意识,于是他选择了中国体育的梦之队跳水,他决心要做的事情是“破坏”CCTV的“注入点”,于是他坐在运动员席上拍摄比赛画面,每个运动员比赛结束后,郑老师绝对不让田亮他们先接受央视的采访,而是截住运动员做采访——他的这种做法当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是,体育记者确实需要这种竞争精神,如果感慨的话,应该感慨当时上海台主导的地方电视台亚运会报道,根本没有直播郑老师这些珍贵采访的可能。

  郑老师的另一重郁闷是因为北京电视台内部乃至地方电视台内部一些复杂的关系,虽然北京奥运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北京电视台在体育方面不是呈现上升势头而是处在相对衰落的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郑老师谋求自己的发展很难——因为北京电视台在体育领域并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无论如何,我是不宜说出我对郑老师郁闷的最后一年的所有看法的,但是人们不妨试想:对于一个对于体育极度热爱,对于职业的荣誉感极度看重,一个不惜牺牲要把事业做得最好的人,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应该获得的荣誉的话,他怎么能幸福呢?

  来到雅典以后,我亲眼见到郑老师发过两次感慨——第一次,他端详着我的CCTV证件完全是羡慕地问我:“你这证能进赛场吗?”当我作出否定的回答以后,我感觉他将信将疑地缓解了一下郁闷的心情;但是第二次,当他得知很多兄弟台的同志获得了奥运会的正式采访证件以后,他显然觉得屈辱和不公——他热爱自己的事业到了这样的程度,但是,他除了在人事关系的属性上是北京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的“临时工”以外,即使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他觉得自己也本质上几乎是一个“清洁队”!!!

  一个渴望上战场的战士没有足够的用武之地,难道这不是最大的痛苦吗?对于今天的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郑老师是带着疑问去的,这个疑问就是:那个曾经还算强大的媒介为什么今天会是这样?

  15,忏悔

  在郑老师的所有郁闷之中,我觉得我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有些事情上我必须忏悔!!!!

  去年一月在哈尔滨全国冬运会上,我一直和郑老师朝夕相处,那时我劝他:作为一位老摄像,不应该再在一线搏杀了,而应该做一些“拿鞭子”的事情,关键时刻再拿起摄像机——我这样劝他的原因之一是从收入上说,因为郑老师虽然做了那么多,但是他的收入水平并不高。

  郑老师同意我的设想,所以在去年,他一直在努力促成一件具有市场运作特点的事——拍摄一部关于中国体操的历史记录片。

  本来这件事情进展顺利,但是忽然遇到了“非典”的天灾人祸,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体育报道”和“中国足球报道”两个节目(前者是国内电视节目中最早冠以“中国”之名的栏目,后来根据上级指示,不再使用“中国”字样,遂改称“体育报道”)两个栏目归入北京电视台体育中心属下的“新维”公司进行一种体外循环式的节目运作,我和郑老师都进入了这个领域。当时我主张成立一个“记录片工作室”并经领导同意由郑老师担任该工作室主任,郑老师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中国体操的记录片工作中,并且在朋友帮助下获得了白沙集团的支持。但是在这件事的运作过程中,我和郑老师发生了一些矛盾,使得原来合作关系很好的彼此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这些摩擦的外部环境因为过于复杂不宜在这里指出,简单地说就是——郑老师更多地强调维护赞助商利益,而我更多地强调保证创作者利益——在这个时候,缺少一个像原来的孙力老师那样更有电视节目制片经验的人居间协调,或者是因为我和郑老师彼此太熟悉了,所以彼此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最终,名为“我心飞翔”的系列片不但如期完成,而且还完成了一台“中国体操队建队五十周年晚会”,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只有两个人没有获得任何报酬,而这两个人恰好是该节目署名“制片人”的郑老师和我——我想:任何对于电视台的运作稍微有些知识的人都会说,这样的“制片人”简直和傻?无异!!

  年底时,体育中心重新洗牌之后,我获得了一个很是荣耀的称号,叫“首席记者”(以往我是不用名片的,但是说心里话,我很喜欢“首席”这种说法,就像孙悟空喜欢“齐天大圣”的说法那样,自制了一面杏黄旗——这面杏黄旗是几盒名片,我虽然还没无耻到逢人便说的地步,但是也无耻到了可以——挺喜欢人家说“首席”的),我和郑老师也都离开了原来的“中国体育报道”节目,但是我的离开和他不同,他部分地由于和我在体操节目的矛盾原因真地离开栏目去了“体育新闻”,而我虽然名义上离开了,但实际上,还很“卑鄙”地用原来的人员为骨干,制作着今天北京台主要的奥运会节目。

  其实,在今年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我已经发现:其实我是离不开郑老师的,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郑老师的善解人意、需要他的勇往直前、需要他的活动能力、尤其需要他的奋斗精神与牺牲精神,然而,就像郑老师决不会认输那样,我也出于面子的考虑没想向郑老师认输。于是今年以来,他每天在拍新闻,我每天则在围绕雅典奥运会的节目乱忙,我率领一些很年轻的孩子,完成了总共九十集的奥运会前期节目,而节目的水准,比有郑老师的时候差了不少。

  就这样我和郑老师各自忙乱到奥运会前,我和前两次一样,成为北京电视台唯一一个三次持有CCTV的正式证件的记者,而郑老师也来到了雅典——所不同的不仅是我和他在报道资格上的不同,更重要的在于: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干和干什么——我自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可以实现的报道计划;而他却不知道怎么办——他面对的是一个有些想入非非的报道计划(恕我直言)!!!

  16,再次忏悔

  我的生日是2月16日,和郑老师差八天,2月8日他生日那天,我本来想打个电话祝贺一下,但是我没有,到了我的生日这天,我收到了他用新手机发来的祝愿——现在仍然保存在我的手机短信里:“哥儿们生日快乐!”

  好几次我想和郑老师像以往那样好好谈谈心,把彼此结在心里的“结”解开,但是我因为害怕而没有——我害怕某些难以言状的关系。

  有一次,因为要同时拍摄两支我们的好朋友率领的运动队——周继红担任领队的中国跳水队和周琦年担任总教练的中国赛艇队——我给郑老师打了电话,但是他没接,我们失去了现在来看最后一次合作机会。

  到了雅典以后,我很想和郑老师聊聊天,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也很想和我交流,但是这次又没有。

  逝去的他永远没有错,苟存的我肯定错了!

  我想我是最了解的,因为郑老师永远想表现得最优秀,永远想拍出最好的镜头,所以他冲上去并且倒下了,他是会死不瞑目的!

  作为朋友,我想我们不必要失去理性地宣布“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他的生命”,但是,我想作为挚友的我还是应该至少有所期待吧——

  我期待:雅典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某个中国运动员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想把我获得的这块金牌献给郑立老师和为中国体育事业做出奉献的新闻记者;

  我期待:所有郑老师在体育界的朋友和在新闻界的朋友能够在凯旋之后的某一天出席他的葬礼;

  我期待:很多像郑老师这样为电视事业做出牺牲的人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和充分的尊重,而不是死不瞑目;

  我尤其期待的是——至少在我们这个领域更重视人的价值!!!

  现在已经将近雅典时间的8月14日上午八点,奥运会的第一个比赛项目即将开始,CCTV的工作人员也已经陆续来到IBC上班,在这个时候,郑老师的那些朋友们正在准备参赛了吧——

  王义夫知道不知道郑立的噩耗,他或许还等着请郑立调钢琴?

  田亮知道不知道郑叔叔的悲剧,他奶奶或许还记得四年前重庆的那个晚上?

  郭晶晶知道不知道:郑叔叔留着她拍的整个一部郭晶晶的成长史?

  赵颖慧知道不知道:四年前,开到她家的电视转播车是郑老师带去的,因为当时大家都说你能拿金牌!(北京电视台资深体育记者 房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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